我叫齐美云（化名），1967年出生于河南安阳，是一名退休工人。

按照老家的风俗，每年的正月初三，嫁出去的闺女都要相约回到娘家看望父母双亲。今年大年初三，我和老公也是早早地赶往娘家，虽然姐妹仨中我离娘家路途最远，但我却是第一个赶到的。姐妹们随后陆续赶到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，其乐融融。席间，年迈的母亲拉着我的手，不住口地说：“今年春节的团圆饭，我吃得最香！”母亲的一席话勾起了我的心绪，我禁不住又回想起二十年多前那些刻骨铭心又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我的家庭原本幸福美满，我和丈夫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一起就职于一家国有企业，婚后我们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我在分娩时落下了月子病，经常头疼，吃过不少药，但始终不能彻底根治。1997年10月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“法轮功”，我被其宣扬的“消业祛病”所蛊惑，错误地以为“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”“人生生世世都在造业，自己的业力促成了自己下一世、这一世的困难、痛苦、磨难、缺钱、多病。只有偿还业力之后，你才能够得到幸福，才能度好”。就这样，在“消业论”等歪理邪说的蛊惑下，医病心切的我加入了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。由于静养和心理暗示，我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，于是就把这一切归功于“法轮功”，不知不觉中愈发陷入痴迷。

痴迷“法轮功”后，我像是变了一个人：“练功”前我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工作之余精心照料丈夫和女儿的生活起居；“练功”后我的心思都放在了追求“圆满”上，对待工作敷衍了事，对待家事不闻不问。我将年幼的女儿交给婆婆照料，自己则每天一下班就专心练功打坐，到了休息日则忙于外出“弘法”。面对家中的冷锅冷灶，起初丈夫还能够容忍，但时间久了也多了怨言，他多次劝我放弃修炼，但深陷其中的我把丈夫的话当成了耳旁风，依旧每日忙于练功打坐，满脑子都是早日“修炼圆满”，好让自己进入“法轮天国”。

1999年7月，国家依法取缔了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。在国家的宣传教育下，许多昔日功友认识到“法轮功”的危害，都选择不再修炼与“法轮功”彻底决裂。丈夫把“法轮功”残害生命案例的资料摆在我面前，苦口婆心地劝说，希望帮助我摆脱邪教的控制。但执迷不悟的我依旧听不进去，固执地认为是国家搞错了，于是在这种念头的支配下，我越发痴迷深陷，搞得家里一团糟。每年正月初三回娘家的团圆饭，也因为我在家里的搅闹，连续几年都是不欢而散。

2001年的正月初三，亲戚的孩子成了我“弘法”的对象。我给每个孩子准备了10元压岁钱，在钞票的背面写上“法轮大法好”“真善忍好”等字样，并把孩子们偷偷地召集到一个角落，要求他们齐声念诵。我的所作所为被大姐夫发现，他大声呵斥我不要毒害孩子，孩子们也纷纷表示不要这样的压岁钱。在团圆席上，亲人们又都劝说我不要再练“法轮功”了，执迷不悟的我心怀怨恨，一口饭没吃就离开了娘家。

2002年正月初三，席间母亲哀求我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，见劝说无效，母亲就开始批评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。听到母亲说“法轮功”和“师父”的坏话，我恼恨极了，当场就和母亲争执起来，甚至说母亲是魔，死后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。母亲气得当场就脑溢血突发，幸亏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了生命，但留下了腿脚不灵便的后遗症，走路一歪一倒。那年的团圆饭，全家人一口都没吃。

我把母亲和其他亲戚的劝说视作魔的干扰，怕这些影响我的“心性”提高，于是自2003年起我就不再回娘家和娘家人团圆了。我的胡闹让母亲郁闷、难过，之后每年的团圆席上，她都是愁得吃不下饭，菜也很少夹，翻来覆去总是那么一句话：“这二丫头咋一头抵到老南墙？正月初三也不回来看爹娘，难道那个李洪志比她爹娘还亲？”

2007年7月的一天，我在“弘法”的途中由于只顾低头念叨“九字真言”，结果误入了机动车道，头部被迎面而来的摩托车撞了，多亏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才没有留下后患。住院期间，反邪教志愿者了解到我的情况，多次与我交流沟通，亲人在这期间也反复对我进行开导。“弘法”非但没有给我带来平安，反而让我遭此横祸，我从那时也开始反思。出院后，经过反邪教志愿者和亲朋好友的帮助，我逐渐醒悟走出了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泥潭。脱离了“法轮功”的控制，我得以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由于工作出色，我和丈夫双双被提拔为公司的中层，更可喜的是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大学，还顺利考研读博，毕业后谋得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。脱离邪教，我家的生活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从那之后，每年的正月初三，我又像以前那样回到母亲身边团圆，但全家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触碰这个话题。在今年正月初三的团圆席上，母亲感慨说，如果我还痴迷于“法轮功”，还不知道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。我也十分庆幸自己早日看清了“法轮功”的真面目，从而及时摆脱了邪教组织的束缚获得了新生。席上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、喜气洋洋，亲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我家的变化，母亲乐得合不拢嘴，大家也都乐得笑开了怀。“今年春节的团圆饭分外香”，成了今年春节娘家团圆席上说得最多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