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郭炎生，生于1977年10月，是河南安阳一名个体养殖户。

在我三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，从小我与母亲相依为命，生活艰辛坎坷。1998年6月，高中毕业后我被一所大学录取，可由于家境贫困无力供我继续求学，我只好选择放弃学业回家务农。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借钱办起了养鸡场。我按照科学的养殖方法经营养鸡场，坚持科学防疫，没过几个月，鸡场就获得盈利。拿到第一笔钱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幸福生活本该从此开始，谁料由于误入“法轮功”歧途，我在人生路上栽了一个大大的跟头。

那是1999年的春天，有人来村里传播“法轮功”，分发《转法轮》。阅读过程中，我联想到自己不幸的身世和生活的坎坷，不由得被里面的“消业论”所吸引。“人生生世世都在造业”“自己的业力促成了自己下一世、这一世的困难、痛苦、磨难、缺钱、多病”。受到这些歪理邪说的蛊惑，我错误地相信我和母亲所有不幸的根源是“业力”，“只有偿还业力之后，才能够得到幸福，才能度好”。为了过上好生活，改写人生和家庭的命运，我和母亲开始修炼“法轮功”。我们母子俩认真研读《转法轮》，母亲不识字，我就先讲解一遍，再领着她背诵，逐渐痴迷其中。

1999年7月，国家依法取缔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，村里绝大多数人认识到“法轮功”的危害性后都不再习练。而自以为得到“好处”的我却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，于是从那之后我和母亲就改为暗中偷偷练习，我们在“法轮功”邪教的深渊中越陷越深。

2000年春天的一天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：修炼中的人不能吃药打针，那我养的鸡是不是也不能？我在防疫中给鸡吃药打针是不是违背了“法轮大法”关于“消业祛病”的要求？

最终我做出一个荒唐的决定：靠修炼为鸡“消业”，代替之前的防疫措施。于是我开始了一系列“消业”工作：到鸡舍内“练功”打坐，对着鸡“发正念”；在每个鸡舍内都挂一张“师父”的法像，让“师父”的“法身”保护鸡的安全；还在每间鸡舍的门旁都贴上“护身符”，左边是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右边是“真善忍好”；在加工饲料时，我和母亲不住地默念“九字真言”，代替以往在饲料中掺入的配药。起初我还提心吊胆怕出意外，但鸡场几个月平安无事，这让我越加信服。

我把自己的做法和感受告诉同为养鸡户的舅舅，并劝舅舅也用修炼“法轮功”代替防疫，结果遭到了舅舅的强烈反对。他苦口婆心劝说我面对现实，一定要搞防疫，可那时的我哪里听得进去，只感到和他不是一条道上的人，对他的劝说置若罔闻。

好景不长，2001年春天暴发了一场鸡瘟。我心急如焚，在鸡场贴满了“护身符”，顾不上吃饭和睡觉，跟母亲一起昼夜不停念“九字真言”，念得满嘴起泡、声音嘶哑，却丝毫抵挡不住瘟疫的侵袭。不到三天，大小种鸡就全死光了，一时间养鸡场堆满了病死鸡，景象惨不忍睹。

舅舅的鸡场因防疫搞得好，安然无恙；而我由于用修炼“法轮功”代替防疫，却遭了大殃。一场鸡瘟让我损失了3万余元，从亲戚朋友借来的钱和自己那几年的积蓄全都赔了进去。我和母亲整日以泪洗面，哭哑了嗓子，哭肿了眼睛。

惨境让我母亲血压飙升，突发了脑溢血，幸好抢救及时保住了生命，但却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，还又欠下了1万余元的医疗费。

可直到这时，我仍未怀疑是被“法轮功”害到这般田地的，痴迷中的我不仅没有从现实找原因，反倒以为是“消业”中出了差错，竟又翻出《转法轮》。

就在我和母亲在“法轮功”泥潭中越陷越深时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反邪教志愿者了解到我家情况，主动向我们伸出了援手。他们多次上门做工作，为我们悉心讲解“法轮功”的邪教本质和现实危害。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，我和母亲终于认清了“法轮功”的真面目，明白了这一切都是“法轮功”害的。我和母亲一怒之下烧了李洪志的“法像”和书籍，砸了录音机和练功带，并表示从今往后与“法轮功”邪教彻底绝裂。

脱离邪教后，我在亲戚朋友帮助下又重建了养鸡场。这一次我运用科学的方法管理，采用合理有效的防疫措施。现在，我的养鸡场经营得越来越好，我也慢慢把之前的亏损补了回来，再次走上了靠科技致富的道路。

“法轮功”让我们一家损失惨重，差一点家破人亡。在此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诫所有人：美好生活需要我们用双手去争取，切莫接触邪教，否则会害你一生！